浅谈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

2019-10-06 02:32栏目: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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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熹

朱熹,字元晦,号晦庵。朱熹生活的年代,民族矛盾、阶级矛盾异常尖锐。他早年不支持抗金,后来又主张抗金恢复国土。至南宋败势已难挽回,他就不再谈论抗金问题了。(背景)
他的理论体系具有这样一个鲜明的特点:鼓吹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,他大力鼓吹唯心主义,就是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专政,加强对农民的统治。并且他还大力宣扬韩愈的道统论,他的哲学成为从南宋到明清的正统的官方哲学。

一、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

朱熹的基本观点认为理是离开物体而独立存在的,并且是事物的根本,在事物之先。他所讲的理的内容主要是封建道德的基本原则,把封建道德标准绝对化、永恒化、神秘化,赋予自然世界以道德的意义,加以条条框框的束缚。“理在事先”就是朱熹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,有点类似与柏拉图的理型-现实论,但是有明显有所不同。因为他还提出了,虽然每种事物都各有各自的理,但这些万事万物的理,都是一个最根本的整体的理的内容。他称这个最根本、整体的理叫做“太极”,太极中最主要的是仁、义、理、智这种封建社会的道德规则。他将仁义理智这些道德属性分别对应春夏秋冬,说成是自然界四时变化的固有规律,强调其永恒的性质。太极包含万物之理,万物分别完整地体现了整个太极。太极是一个完整的整体,是不能分割成部分的,万物只是他的分别的整体体现。他为了说明这个思想,引用了佛教的概念,以“月印万川”类比。
据他所言,理是第一性的,是创造物的根本;气是第二性的,是创造万物的材料。截然区分了形而上和形而下。他认为,从事物来讲,理气是不相离的;但从根源上来说,理在气先。这是一种逻辑上的在先,而非时间上的在先。他认为每一具体事物虽然都具有那整个的理,但是各物所禀受的气不同,因而整个的理在各个具体事物上表现出来时,受到气的粹驳的影响,就有偏有全。“论万物之一原,则理同而气异;观万物之异体,则气犹相近,而理绝不同。”前面一句是说方付与万物之初,理同气异;后一句是说,万物得气之后,理受气影响,表现有昏又明,有开有塞,故理近气异。朱熹说思虑营为都是气的作用,也就是说心也是气的作用,心以气为存在条件,产生于形体之后,更在理之后。朱熹说“心之理是太极,心之动静是阴阳”,心所要认识的对象是本来就存在于心中的理。“所觉者心之理也,能觉者气之灵也”,心的知觉作用是心借以认识心中之理的一种机能。
朱熹肯定了对立的普遍性,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,一物之内也包含对立。但他所讲的对立都是静止状态的对立。他承认正反两面的交互作用是变化的原因。但他同时认为,对立面相互对峙,并不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,且永远不会相互转化。不过,他提到了“心”是例外的,他说:“唯心无对”,心又成为绝对的东西,朱熹虽谈理气,但也把心看作一种相当重要的东西。

二、“格物穷理”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与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论

他讲格物致知,将其分为了两个阶段,第一段是“即物穷理”,就事物加以尽量研究;第二段是“豁然贯通”,大彻大悟,了然于一切之理。
朱熹认为“务博”“务约”都不能求得最高真理,”务约“为陆九渊一派,陆九渊主张”先立乎其大者“,反对渐进的积学;“务博”为吕祖谦及陈亮、叶适一派,这派主张从事实出发解决具体问题,因而注重历史研究和制度考订,反对玄虚的顿悟,朱熹认为“务博”一派相比“务约”一派更加糟糕。务博与务约,不禁让我联想到了神秀和慧能的偈语之争。
“格物致知”,朱熹认为心中本来含有一切之理,所谓格物不过是一种启发作用,通过格物的启发,心就能认识自己本来固有的理了。
朱熹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实质上是为他的伦理学作哲学上的论证。其“行为知之先”,知是知理,行是行理,知行“相须”是以所知的理来指导行,以所行的理来启发知,归根结底是统一在理上。
“顺理以应物”,以不变应万变,“立理以限事”,而非“即事以穷理”。他提出儒家经典中字字是真理,句句是规律。
他最受人诟病的就是提出了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,他认为,圣人能够正心诚意、复尽天理,不能正心诚意、有一点人欲的就是凡人,这种灭人欲
朱熹的这种方法论影响非常深远,戊戌变法时严复在看到其缺点的同时,认为它的方法论的基本面是对的;胡适在反对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的同时,称赞程朱穷理致知的方法论为科学方法。

三、唯心主义的人性论伦理学说与历史观

朱熹认为“天地之性”就是理,因为理是至善的,所以天地之性无有不善;“气质之性”,人之性则有善有恶。他用气禀的清浊来解释天生就有贤愚的区别,这种理论我认为是一种等级宿命论、人性二元论。同时,他强调各个阶级应该安于其位,这样的社会才能和谐。
他从心的体用关系说明人性问题,心的本体,也就是“天地之性”,心的用,也就是“情”。本体的心是天理的体现,叫“道心”,受到物欲引诱或牵累,发而为不善的心是人欲,叫“人心”。“人心”“道心”的区别是朱熹对于《尚书|大禹谟》中所讲的“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”这句话的发挥,他认为这是尧舜禹所传,以后的道学唯心主义称这为“十六字心传”。其中“惟精惟一”的意思是圣人能够精察道心,不杂耳目的私心杂念,专一于天理。
许多人对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的批评,其实是源于一种误读,朱熹并没有反对任何的物质生活,而是反对任何提高物质生活的要求。但是,不可否认的是,朱熹的理论确实吸取宗教禁欲主义,强调礼欲之辨,大大加强了封建礼教的强制性和残酷性,强化了君权、父权和夫权等封建绳索。

程颢与程颐

程颢,字伯淳,曾经表示赞助王安石变法,但不久即提出反对意见,成为反对新法的主要人物之一,后人称他为程明道。
程颐,字正叔,在政治上他也反对王安石的新法,后人称为程伊川。
程颢哲学主要倾向是主观唯心主义,程颐主张客观唯心主义。
二程认为事物之间存在普遍对立,一切事物都是两两对立的,但对立的事物间有着此消彼涨的关系,但他们虽这样说,却很少谈到对立面的相互转化,特别重视变中之常,说“天不变,道亦不变。”他们的这种观点过于强调事物之间的两两对立。
二程提出“知先行后”,坚决否认知从行中来。

陆九渊

陆九渊,字子静,讲学于江西象山,后人称他为陆象山。陆九渊嫌朱熹的学说过于复杂繁琐,提出了一个简单干脆的方法,他说,理就在心中,“心即理”。他发展了程颢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,而不赞成程颐的观点。

“心即理”的主观唯心主义

他把宇宙和心等同起来,断言心是永恒的,无所不包的,否认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。他的思想虽然直接来自程颢,然而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也较深。
陆九渊所谓的心,又叫本心,其所讲的本心就是孟子所说的仁义理智之善心,就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意识。从这里看,虽与朱熹的“理一分殊”理论不同,但推行的理都是封建社会的道德理论。
他提出世界本源就是“吾心”,心中本有真理,真理本在心中,因此只要反省自求,就可以得到真理。为什么心中本有真理,却还要反省自求呢,陆九渊认为人心虽是“本无少欠”,但是由于物欲的缘故,使本心染上了尘埃。
陆九渊说过“学苟知本,六经皆我注脚”,这种观点正是他“吾心即是宇宙”在认识论上的表现,他的观点可以用孟子的“先立乎其大者”这一句话来概括。

王守仁

王守仁,字伯安,号阳明。早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,在龙场,开始走上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,著有《传习录》、《大学问》。

一、“心外无理”“心外无物”的主观唯心主义

王守仁早年曾经信仰程朱,想依照朱熹客观唯心主义的学说实行,他同一个朋友商量,“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”,怎样格物呢?“因指亭前竹子,令去格看。”他那个朋友“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”,想了三天,未得竹子之理,却病了。王守仁也“早夜不得其理”,到七天,也病了。一起叹气,说“圣贤是做不得的,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。”后来在龙场,反复思考如何修养,断言“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,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”,由客观唯心主义转向了主观唯心主义。
“夫物理不外吾心,外吾心而求物理,无物理矣。遗物理而求吾心,吾心又何物耶?”充分反映了他的观点,事物的规律是离不开认识主体“心”的,离开认识主体去寻求事物的规律,这样的事物规律是没有的,同样离开事物规律来讲认识主体,这样的认识主体,也是没法说出是什么的。这让我想到了近代欧洲的经验主义思潮中休姆、柏克莱等人的观点,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猜测:此心非彼心,此心作为认识主体,可能是作为我们认识世界的所有感官方式的总和。
他对于心与事物的关系是这样阐述的,人的良知是自然界万物存在的根据,所谓“物”也就是人的意识的表现。“身之主宰便是心,心之所发便是意,意之本体便是知,意之所在便是物。”这种观点是不是可以这样认识,事物是客观存在的,但若无人之心,则物不尽其用,于心于我无作用,则与我若无物也。
王阳明由此就提出了“唯我论”,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世界,依靠他的知觉而存在。他说,“我的灵明”是天地万物之主宰,天地万物依靠我的知觉而存在,我死了,我的灵明游散,我的世界就不存在了。正如主观唯心主义者马赫所说:“世界仅仅由我们的感觉构成。”但又有所不同,一个强调的是“我”,一个是“我们”。

二、主观唯心主义先验论和伦理学说

王守仁说人都有良知,良知是心的本质,是先天固有的关于真理的认识。良知就是天理,一切事物及其规律都包括在良知之中。达到本心的良知,也就达到了对一切真理的认识。以此观点为基础,他提出了致知不是寻求对于外在事物的认识,而只是达到本来固有的良知;格物不是考察客观的事物,而是改正自己的所思所念。事物不是离开心而独立的,而是依靠心而存在的,事事皆得其理,有点类似于康德的“心为自然界立法”。
他还提出了“知行合一”的理论,强调知与行的不能分离,“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,行之明觉精察处既是知,知行功夫本不可离。”“一念发动处,便即是行。”他已知为行,将行归结于知,和他的主观唯心主义一致,心外无事,心外无物,自然心外无行。
“无善无恶心之体,有善有恶意之动,知善知恶是良知,为善去恶是格物。”除此之外,他也支持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,并且宣扬“天才论”,人的等级天生而定。
“学,天下之公学也,非朱子可得而私也,非孔子可得而私也。”他的本意在于对抗朱熹的权威而树立自己的权威。但他的这种反对权威的言论,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,如以后的李贽、黄宗羲等人对封建礼教、君权的批判,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他的这种思想的影响。

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联系

朱熹之理虽然在于心外,但格物致知,依然要形成于理之后的心来理解理,从这一点上说,王阳明的理本就在心中,所以无论是哪一派,心都是最后的终点,都是理的演武场。区别只是在于理的本源,一在于心外,一在于心中。
另一方面,主客观唯心主义的“理”都是封建社会的道德准则,都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封建社会束缚人的工具,或是本为封建所设,或是为封建所用。
从哲学发展的角度看,这是中国宋明时期的一股哲学思潮,符合黑格尔提出的哲学发展“正反合”的过程,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领域的进步,在一潭死水的封建时代后期注入了一泓清泉,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,为后来的唯物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。
理学、心学都是对儒家思想的传承,但是都融合了儒释道的三家文化,这时中国思想文化上的成就依然不落后于西方。

理学与心学及其之间的差异

程颐、朱熹主张客观唯心主义,而程颢、陆九渊、王守仁主张主观唯心主义,以下分别列举两者差异:
1.朱熹认为“务博”“务约”都不能求得最高真理,其所批评的“务约”一派就是陆九渊一派,陆九渊主张“先立乎其大者”,反对渐进的积学。朱熹主张教人先泛观博览,然后达到对理的认识;陆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。陆讥朱为“支离”,朱讥陆为“禅学”。
2.朱熹认为,世界的本源是“理”,人们对于它的体认,必须经由格物的途径,也就是“格物致知”,通过格物的启发,认识自己本来固有的理。陆九渊认为世界本源就是吾心,人们对于它的体认,便是对于吾心的自省。而王守仁在陆九渊的观点之上,又提出了“知行合一”的观点,反对程朱学派的知先行后论,强调知与行的不能分离。
3.朱熹认为,性、理是第一性的,心是后有的;陆认为心是第一性的,理是离不开心的。一派把理抬到天上,一派将理放在心中。
4.朱熹认为阴阳是形而下的,理是形而上的;陆则认为阴阳就是形而上的。朱熹强调所谓“无极而太极”就表示“无形而有理”,他指责陆不懂“道器”的区别。总之,朱熹分别形而上、形而下为两个世界,陆则只认一个世界,即心的世界。
其实程朱的观点也不尽相同。二程把“道心”等同于“天理”,把“人心”等同成“人欲”,朱熹在进一步发挥二程的思想的同时,认为“人欲”只是指“人心”中为恶的一面,不包括“人心”中可以为善的一面。另外,程颢曾用“心便是天”攻击张载的“心出于天”,断言理即是性也是心;与朱熹的心出于气,气后于理(天)有所不同。

写在最后的话
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,我都认为他们是中国文化、哲学的进步,都是一种积极的探索。当我们只是批判他们思想中的封建阶级性和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的观点时,我们首先要认清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的身份(他们几乎都是当时的朝廷要员,王守仁终身几乎都在镇压农民起义),这样才能避免我们用现实的眼光、带着一副有色眼镜去看他们的思想。另一方面,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思想确实存在落后的封建性,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擦亮眼睛,去除其中的糟粕,剩下的总能给我们一些启迪。比如朱熹所讲的“格物致知”,他当时的观点就是明确的知先行后,并且提出知是知理,行是行理,在现在看来,这种观点明显落后于王守仁的“知行合一”,但是他这“格物”的方法论,难道不应该被我们继承下来,来为这个浮躁的、戾气横行的社会开一剂药方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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